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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诗人杜牧在《江南春》中写道：“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。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这首诗脍炙人口，传唱不衰。无论是韵律还是意境，无论是形象还是情感，都是无可挑剔的。可是到了明代，杨慎在《升庵诗话》卷八中说：“唐诗绝句，今本多误字，试举一二。如杜牧之《江南春》云‘十里莺啼绿映红’，今本误作‘千里’，若依俗本，‘千里莺啼’，谁人听得？‘千里绿映红’，谁人见得？若作‘十里’，则莺啼绿红之景，村郭楼台，僧寺酒旗，皆在其中矣。”清代，何文焕在《历代诗话考索》中又批评了杨慎的观点：“‘千里莺啼绿映红’云云，此杜牧《江南春》诗也。升庵谓‘千’应作‘十’。盖‘千里’已听不着、看不见矣，何所云‘莺啼绿映红’耶？余谓即作‘十里’，亦未必听得着、看得见。题云《江南春》，江南方广千里。千里之中，莺啼而绿映焉，水村山郭，无处无酒旗，四百八十寺，楼台多在烟雨中也。此诗之意既广，不得专指一处，故总而名曰《江南春》，诗家善立题者也。”孰是孰非？王希杰先生在《汉语修辞学》中说：“杨慎误会了杜牧的视点，作出了错误的理解，提出了不恰当的指责；何文焕正确地把握了杜牧的视点，他的意见是正确的。”

的确，关于“千里莺啼绿映红”的恩恩怨怨，归根到底都是视角的差异造成的。原作者杜牧的视角是“上帝视角”，写作者就像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，能够以非现实的方式不受限制地描写任何事物。杜牧显然是以“上帝视角”来描写江南春景象的。杨慎则是以“言者视角”进行批评的。所谓“言者视角”，是指说话人以自我为中心描写事物，说话人处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下，以现实的方式描写事物，并参与事件的进程。如果以“言者视角”描写江南春景象，当然听不到千里莺啼，看不到千里绿映红，甚至连十里也听不到看不到。杜牧以“上帝视角”写作，杨慎以“言者视角”分析，所以说杨慎误会了杜牧的视角。何文焕回归到“上帝视角”分析，因而正确地把握了杜牧的视角。

“上帝视角”和“言者视角”的区分，可以很好地解释文学创作和语言表达。在鲁迅作品中，《阿Q正传》显然是基于“上帝视角”的叙述，作者鲁迅就像全知全能的上帝，阿Q的一切活动都尽在掌握，包括人物的语言、行为、心理等等，而作者本人并不参与其中；《孔乙己》则是基于“言者视角”的叙述，作者把自己当作咸亨酒店的伙计参与整个事件的进程，在《孔乙己》中，作者对孔乙己的刻画，要么是亲眼见到的，要么是听别人叙述的，都是以现实的方式叙述的，由于作者不是站在“上帝视角”描写，所以孔乙己的结局只能是猜测，“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”。

语言表达也有“上帝视角”和“言者视角”的区分，同样的客观事实，用不同方式表述，可以反映说话人的不同视角。例如：

（1）山谷中有许多房子散布其间。

（2）山谷中有许多房子不时闪现。

（3）长江自西向东流入大海。

（4）长江自西向东流了过来。

例（1）（3）是“上帝视角”的表述，说话人站在“上帝视角”描写特定场景，而自己并不参与其中；例（2）（4）是“言者视角”的表述，说话人参与其中，例（2）说话人是行走在山谷中的，例（4）说话人是面向西方，站立在长江边上的。上述情况说明，在情景相同的情况下，视角不同，语言表达方式也不同。

（本文刊于《咬文嚼字》2019年第6期。）